北京市团河地区人民检察院在处理一起罪犯来信中，发现原案组织卖淫罪犯存在“顶包”的线索，面对漏犯身份信息难以确认、手机电子证据大量灭失等难题，检察官从上千条交易记录中最终锁定关联人员涉嫌犯罪的关键证据，三名犯罪嫌疑人得以追捕。
7月10日，南都记者跟随“第六届新时代检察宣传周”采访活动来到北京市团河检察院驻北京市监狱检察室，了解上述案件办案经过。
罪犯写举报信称其为大哥“顶包”
2024年6月，北京市团河地区人民检察院收到罪犯何某某的一封控告举报信，称自己犯组织卖淫罪是替他人“顶包”，外面的“大哥”李某某才是其所犯罪行的背后组织者。这封“不太寻常”的举报信引起了驻监检察室的高度关注。
经初步了解，罪犯何某某现年22岁，没有固定生活经济来源，初中肄业后即“混社会”，认识了一帮社会闲散人员。办案组考虑到，组织卖淫过程中租房、购买卖淫用品等均需一定的资金与社会资源，而何某某显然不具备上述条件，组织卖淫案也很难由一个人完成全部的犯罪过程，由此判断罪犯反映线索属实的可能性很大。
该案主办检察官，北京市团河地区人民检察院分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李银告诉南都，随后，办案人员调阅了大量的原案证据材料及涉案手机的鉴定意见，一页页查找可疑点和有用信息。但办案人员发现，该团伙反侦查意识较强，平时资金往来除统一通过罪犯何某某资金账户外，其余均是用现金取现。
调取上千条交易记录锁定客观证据
而要核实举报线索，抽丝剥茧查出真正的主犯并非易事。
李银介绍，李某某等人的通信联络号码均是虚拟号，且案发后何某某受指使已将相关APP卸载，电子数据难以恢复，何某某反映的三名漏犯身份信息难以确定，现有证据除其口供外，没有其他证据支持，更难以追捕追诉。
为破解证据缺失的难题，李银带领办案组通过查询工商登记信息、请求相关单位协查等方式，先锁定涉案三名漏犯身份信息。又重新查阅案卷材料与口供，再一次进行比对，寻找碰撞有用信息，找到了突破口。
一次与何某某沟通时，何某某突然回忆起，第一次租房时并不是用现金，而是李某某让汽车公司财务通过支付宝转给他，再转给房东的。“我们就顺藤摸瓜从支付宝账号查起，经调取涉案嫌疑人交易记录，从近三年上千条交易记录中逐步明晰了关联人员涉嫌组织卖淫的上下游资金链条，发现了租房资金周转、购买卖淫用品的交易记录，并且还发现了在本案之前存在的其他涉嫌组织卖淫违法犯罪线索。”李银称，至此，该案客观证据予以固定，三名漏犯的犯罪事实浮出水面。
此后，团河院与原办案单位沟通协调，在前期线索调查核实工作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对已较为成熟的立案监督线索依法移转，对相关检察院前往监狱继续补充侦查予以协助配合。2024年12月，相关检察院对公安机关进行立案监督，公安机关立案后成功对三名漏犯予以抓捕。2025年1月，三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逮捕，目前案件正在审查起诉中。
运用调查核实权推动漏犯抓捕
李银表示，从这起卖淫犯罪“顶包”案可以看出，当前新型的组织卖淫犯罪很隐蔽，很多参与卖淫的人员甚至都不知道组织者，卖淫者和组织卖淫者通过网络联系，给司法机关打击此类犯罪增加了难度。
面对此类案件，李银认为，刑事执行监督的检察官，需要对检举的线索进行审慎甄别，找到关键性证据，形成清晰的脉络，再提供给原办案机关，后续案件推进也会很顺利。“在拿到举报线索后，我们运用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对线索进行初步核实，也调取了涉案人员的身份信息，再通过与已有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清晰完整的证据链条，推动该案漏犯抓捕。”李银称。
采写：南都记者刘嫚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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